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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五四文坛新秀
　　庐隐，原名黄淑仪，闽县(今福州市)人。光绪二十五年(1899年)三月二十五日生。3岁时，因父亲就任长沙县令而移居湖南。6岁时父亲病逝，她随母亲和兄妹投靠在京做官的舅舅。9岁时，被送往北京慕贞女子学院小学部寄读。1913年她改名黄英，考入北京女子师范学校预科，开始阅读《红楼梦》、《茶花女》等中外小说上百部，为日后从事文学创作奠定基础。1917年夏，她从女子师范学校毕业后，先后在北京、安徽、河南等地执教。
　　1919年春，庐隐回到北京，不久五四运动爆发。她自筹学费于9月间插入北京女子高等师范学校国文部本科三年级旁听，一学期后转为正式生。当时新文化运动的倡导者李大钊、-、胡适等均在北京女高师执教。庐隐敏锐地接受新思想，并以出众的口才和文才被推为学生会干事，积极参加进步的-。她与校中另外3位学生积极分子自称“战国四公子”，她为孟尝君，号“亚洲侠少”。同年11月16日，日本侵略者在福州枪杀爱国学生，引起公愤。旅京闽籍学生组织“福建学生联合会”进行声援，庐隐被选为学联副主席兼《闽潮》。
　　在投身-的同时，她又以觉醒女性的姿态登上“五四”文坛，用白话文撰写短篇小说、散文、戏剧、论文，以“庐隐”笔名发表。她的文章充满反封建的精神，体现要求民主、平等和反压迫、反剥削的进步思想。1921年1月，她参加了我国最早的新文学团体——文学研究会的成立大会，并被邀为会刊《小说月报》的撰稿人。在茅盾、郑振铎等文学名流的提携下，到第二年春大学毕业前夕，她已在北京、上海等地发表了10多篇作品，塑造了一批性格不同、遭遇各异的妇女形象，为千百年来倍受摧折的女性呐喊，成为现代文学史上最早塑造一系列女性形象的作家。其中女工荷姑(《灵魂可以卖吗》的主人公)的形象特别具有鲜明的时代气息，从一个侧面反映了初登政治舞台的工人阶级的觉醒和反抗精神。茅盾认为：“五四”时期的女作家能够注目于革命性和社会题材的，不能不推庐隐是第一人。
　　1922年8月，庐隐大学毕业后到安徽宣城中学执教。她同受过“五四”思想洗礼的教员们致力于改革学校积弊，开通地方风气，却遭到旧势力的嫉恨和污蔑。她心情抑郁，发表了短篇小说《或人的悲哀》等愤世嫉俗之作。她说：“我的努力是打破人们的迷梦，揭开欢乐的假面具。”此后，庐隐的作品转入描述男女青年的感情世界，反映当时知识青年(尤其是知识妇女)在苦苦探求人生真谛后的失望、迷惘和苦闷，塑造众多在悲哀中呻吟和在痛苦中徬徨的名人形象。题材、主题趋于狭窄、单一。其中以1923年10月发表的中篇小说《海滨故人》最著名。该作轰动文坛，是庐隐的代表作，当时她年仅24岁。这年暑假，庐隐不顾强烈的舆论压力，与已婚的北0律系毕业生郭梦良结婚。1925年夏，她的第一部小说集《海滨故人》出版，其中《或人的悲哀》被译成德文连载。
　　同年11月，郭梦良病逝。庐隐悲恸欲绝，作《郭君梦良行状》纪念他。12月，她携孤女由上海护棺回榕。第二年春，到省立福州女子师范学校任教。这年暑假，她到市郊鼓岭为郭梦良整理遗稿。故乡之行，开拓了庐隐的视野，她摄取执教和度假中见闻的素材，写了短篇小说《时代的牺牲者》和《房东》。她在前一篇中谴责了一位学贯中西的留学生对妻子背信弃义的行为，把婚恋当作社会问题提出，而不像以往那样单纯地看作男女间的感情问题。第二篇则描述了鼓岭的旖旎风光和淳朴乡情，对“都市文明”表示怀疑。这两篇作品以较深的立意和清新的题材受到人们注目。暑假后，庐隐携女飘泊上海，担任大夏大学女生指导并在附中任教。1927年，庐隐回到北平，担任市立女中校长。她不习惯琐碎的行政事务，第二年就辞职到师大附中任教。这时期她还担任平民教育促进会的文字。在教书、之余，饱尝忧患的庐隐又发表了《醉后》等散文及小说、诗歌、论文20多篇，并结集出版两部散文兼小说集《灵海潮汐》和《曼丽》。作品凄清哀婉，散发着幽怨和悲凉的气息。庐隐自己也承认：“我简直成了悲哀的叹美者。”
　　1928年春，庐隐结识清华大学西洋文学系学生、诗人李唯健，深为他一往直前、走自己的路的精神所鼓舞。次年春，她与北京大学于庚虞教授合编《华严半月刊》，并在该刊发表了中篇小说《归雁》、散文《夜的奇迹》等作品，表现了寻找新路、向往新生的迫切心情。第二年，庐隐与李唯健以《云鸥的通信》为题，发表了他们从1928年春到1929年春的68封信函，文章想象绮丽、感情细腻，文笔优美。庐隐说，“在这里面，有我们真正的作人的态度”，“我已不固执于悲哀了”。这些信函后来更名为《云鸥情书集》出版，并被译成法文刊行。
　　1930年暑假，庐隐不顾外人的冷嘲热讽，与比她小8岁的李唯健结为伉俪，并携女东渡日本，寓居于东京郊外。真挚的爱情给庐隐的创作注入了新鲜血液，她在日本完成了《东京小品》11篇，生动地勾勒出当时日本的风俗民情。次年初，庐隐全家回到杭州。8月，她到上海工部局女中任教。这时期她又完成了长篇小说《象牙戒指》、《女人的心》，以及散记式的、清丽可爱的《玫瑰的刺》等作品。其创作手法日趋成熟，风格也渐趋明快。她还根据与李唯健结识并相互爱慕的经历创作了寓言体中篇《地上的乐园》，通过各种拟人化的鸟类形象，表现了生命离不开自由，爱情必须心心相印的主旨。该作文采斐然，像一首优美的散文诗。
　　1932年，日寇进犯上海闸北，遭到十九路军的英勇抵抗。庐隐于暑假写成反映淞沪血战的长篇报告文学《火焰》。她还发表了《一个情妇的日记》等反映抗战主题的短篇小说，以生动感人的艺术形象激励人们摆脱“小我”，奋发救国。
　　随着国民党-统治的加强，大批进步文艺工作者遭受破孩。庐隐作为一个正直的知识分子，仗义执言。她于1933年7月发表杂文《丁玲之死》(当时社会上误传丁玲已死)，抨击国民党的“文化围剿”政策。在这前后，庐隐还发表了《监守自盗》、《代三百万灾民-》等约20篇短小精悍、针砭时弊的杂文。她终于走出了顾影自怜的“象牙之塔”，重新把目光转向广阔的社会生活，表现出越来越明显的进步倾向。她还一如既往地关心中国的妇女运动，继《中国的妇女运动问题》、《妇女的平民教育》等文之后，又在1934年发表了《今后妇女的出路》一文，号召妇女走出家庭的狭小圈子，为社会做更大的贡献。同年，庐隐被邀为林语堂主编的《人世间》刊物特约撰稿人，并自编《庐隐短篇小说选》。
　　庐隐为人耿直、豪爽。她的作品直抒胸臆，清畅感人。她是一位多产的作家，在她准备全心贡献于文艺事业，写出“一二本成功的杰作”之时，不幸因难产于1934年5月在上海去世，卒年36岁。身后出版的著作主要有：《庐隐自传》、《火焰》，小说、小品兼杂文集《东京小品》，以及后人编的各类选集和《格列佛游记》等评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