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化云

　　王化云，1908年生于河北省馆陶县，1935年毕业于北京大学法律系，1938年加入中国共产党，1946年任冀鲁豫黄河水利委员会主任。1950年，任流域机构黄河水利委员会主任。“文革”期间受到冲击。1978年复出，任黄河水利委员会主任。1979年任水利部副部长兼黄河水利委员会主任。自1954年开始，连续当选为一至六届全国人大代表和河南省一、二、三、五届人大代表。1983年任河南省第五届政协主席。1992年2月18日在北京逝世。
　　 他是一位人民治黄历史上最为重要的名人，中国共产党的首任河官，人民治黄机构的第一位领导人——王化云。王化云潜心治理黄河长达四十年之久，他的勤奋和钻研使他从治理黄河的外行迅速成为一位治黄专家，他对事业的忠诚与奉献使他成为人们心目中名副其实的大禹传人。通过他，我们可以清晰地看到人民治黄事业从无到有，从初创到辉煌的曲折历程。他在这一过程中所表现出的奉献与求索的精神正是我们寻找的薪火相传的火种。
　　早年岁月
　　 1908年1月7日，王化云出生在河北省馆陶县，祖上世代书香。
　　 1932年，23岁的王化云考取了北平大学法学院法律系，开始五年的求学生涯。在北平大学的几年中，王化云阅读了大量古今中外的法学典籍，同时，开始涉猎社会主义科学、广泛接触大量革命志士的文章，这些对他的思想产生了深刻的影响。
　　 1937年7月，抗日战争爆发后，王化云回到家乡，积极投身共产党领导下的抗日救国运动，并卓有成效地开展工作。
　　 1938年3月，王化云在战火中加入了中国共产党，政治生涯掀开了新的一页。此后王化云即在冀鲁豫地区开展抗日工作，1938年至1940年，王化云相继作过丘县、冠县的抗日政府县长。致力抗日民主政权建设，发动群众开展游击战争。将当地的抗战烽火渲染得轰轰烈烈。四十年代初，根据战争形势的变化，王化云又先后出任鲁西地区行署民政处长、冀鲁豫边区行署司法处长等职。
　　 艰苦卓绝的环境，锻炼了王化云的工作能力，更磨练了他的意志。
　　 1945年8月，在战火硝烟中日臻成熟的王化云，与全国人民一起迎来了抗日战争的胜利。
　　首任河官
　　 1946年初，王化云的人生道路突然发生了具有决定性意义的重大变化。这个变化与一个特殊的历史事件紧密相关，这就是中国近代史上著名的“黄河归故”事件。
　　 所谓“黄河归故”就是在1946年，国民党当局突然提出要堵复八年前（即1938年）为了阻止日军西进、以水代兵而炸开的郑州花园口黄河大堤口门，使黄河回归故道。1938年的人为决口，致使豫皖苏广大地区成了灾难深重的黄泛区。而此时的“黄河归故”，表面上是修复口门，其实却是在谋划重施“以水代兵”的故伎，因为当时的黄河故道内生活着中共冀鲁豫和山东解放区的人民，一场水淹解放区的阴谋正在酝酿中。
　　 显然，此时为了应对国民党当局的阴谋，中共一方面需与国民党当局展开艰难的谈判。 另一方面，成立专门的机构，抓紧修复堤防，抵御可能到来的黄河洪水成为当务之急。
　　 1946年2月22日，一个人民治黄历史上值得铭记的日子，这一天，中共决定成立治理黄河的专门机构——黄河故道委员会。不久即改名为冀鲁豫区黄河水利委员会。在确定主任人选时，冀鲁豫行署想到了38岁的王化云。
　　 突然接到任命的王化云心有顾虑，他是学法律的，参加革命后打游击，对治理黄河一窍不通，担心不能胜任。时任冀鲁豫行署的主任段君毅鼓励他说：“外行没关系，有党的领导，你干吧！”
　　 于是，出于历史的责任感，王化云接过了中共第一任河官——冀鲁豫黄河水利委员会主任这副重担。
　　 这是一个人与一条河缘分的开始，连王化云自己也未曾料到，他与黄河的这份情缘一结就是四十多年。从那一刻起，他所有的精力和心智就完全交与了这条河，直至生命的最后一刻。
　　 初任河官，条件艰苦自不必说。但缺人是最大的难题，王化云多方联系才找了三名技术人员，这就是黄委会当时全部的技术力量。当时的首要工作是：了解故道工程情况，制定修复方案和群众搬迁救济计划，为黄河归故的谈判代表提供资料。
　　 时任中共中央副主席的周恩来直接领导了黄河归故的谈判斗争，王化云领导的黄河水利委员会在这场斗争中，发挥了重要作用。黄河归故事件最终取得胜利，大河安然东归，国民党水淹解放区的阴谋彻底粉碎。王化云望着滚滚黄水，深深领会到了黄河在国家大局中的重要位置！
　　 黄河回归故道之后，防洪形势变得异常严峻。二十世纪四、五十年代是黄河的丰水期，1947年至1949年，刚刚回归故道的黄河几乎年年大水，初涉治黄的王化云负重前行，带领着治黄职工在黄河两岸开展了一场场艰苦卓绝的战斗。
　　 1947年汛期，在前有滔滔黄水、后有炮火的恶劣条件下，黄委会职工与群众一手拿锨、一手拿枪浴血奋战。黄河防汛取得首度安澜。40年后，王化云在回忆这段治河往事时深情地说：“那场激烈严酷的战斗生活就像在昨天，我们将永远记住那些为保卫黄河而战的同志们。”
　　 1948年，历经两个多月的奋战，困难程度为黄河史上所罕见的高村抢险告捷。
　　 1949年，王化云坐镇一线指挥抗洪，黄河防汛再次高奏凯歌，为开国大典敬献了一份厚礼。
　　 初涉治黄的这三年中，王化云对治理黄河有了基本的了解和经验。这些为他后来逐渐走向事业的辉煌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初定方略
　　 新中国成立后，黄河水利委员会转为流域机构，实行统一管理。１９５０年，王化云被任命为流域机构黄河水利委员会主任。
　　 新中国成立了，人民要安居乐业了。对于黄河来说首要的任务自然是要改变黄河为害的历史，不能让它再决口改道危害百姓了。那么运用怎样的手段才能把黄河“粘”在这里，不让它摆动呢？这是人们梦寐以求的千年期盼，也是王化云深深思考的一个重大问题。
　　 经过认真分析思考，结合几年来的治河实践，他找到了答案，这就是——宽河固堤。
　　 新中国成立后第一个治黄方略就这样应运而生。
　　 于是，从1950年起，在黄河下游开展了一系列工程和非工程措施建设。进行了新中国成立后为期7年之久的第一次大堤加培工程。
　　 宽河固堤方针的实施效果如何呢？不久后大自然用一张极其严格的考卷对这一方针进行了检验，这张考卷就是1958年洪水。
　　 1958年，一场前所未遇的超级洪水降临黄河！据测报资料显示，这场洪水与黄河历史上著名的1933年洪水极为相似，而1933年洪水下游决口达50多处，淹没四省30个县，1.27万人死亡。按照常理，此时应迅速实施石头庄溢洪堰分洪！
　　 分洪，顺理成章，河官无罪，但是100万人大转移、200万亩耕地受淹，国家补偿损失达4亿元。不分洪，黄河下游堤防将面临严峻考验，八年来所实施的宽河固堤方针效果到底如何？这样大的洪水能否挺过去，谁也没底。而一旦堤防失守，刚刚安定的国家和人民将承受更为惨重的灾难，王化云自然难逃其咎。
　　 22300立方米每秒，一场超大洪峰将王化云推向了分洪与不分洪这一决策的风口浪尖。
　　 经过反复权衡，王化云置个人荣辱于不顾，最终做出了不分洪的决策。
　　 周恩来总理亲临抗洪一线，这给了王化云莫大的精神支持。200万军民严密地把守着每一段堤坝，人在堤在，水涨堤高，经过昼夜奋战，强堵和处理了2000多处险情，终于使滔滔洪流安然通过。一场罕见的、新中国成立后的第一大洪水安澜入海。
　　 时任水情科科长的黄委水文局原总工程师陈赞廷在回忆起这段惊心动魄的日子时说：我当时是预报洪水的，特别紧张，因为我知道要是决口了，这个脑袋可能就保不住了。王化云主任常跟我们说起，有一次他到北京，副总理对他说：你可是要弄好黄河啊，黄河要是真出了问题，你提头来见。但是，在超大洪峰面前，王化云主任并不是很惊慌，他很沉静。对于他这个不分洪的决策，当时我们感觉很害怕，但最后还是胜利了。如果分洪的话，那几十万人就进去了。
　　 1958年洪水无疑是对下游防洪工程的一次检验，说明多年执行的第一个治黄方略——宽河固堤是卓有成效的。在当时的历史背景下，这一方略在根治黄河水害、确保安全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
　　治本之策
　　 王化云是一个酷爱读书的人，他常说自己唯一的业余爱好就是读书。而他之所以能从一个最初的外行迅速成为一名治黄专家，很大程度上得益于此。他遍读治河史志，在书本和实践的双重启发下，王化云认识到：人民治黄之初，首先应扭转黄河为害的历史，宽河固堤，确保防洪安全，这是完全正确的。但是，黄河的根本解决之道却不在下游，治河的目的也不能仅满足于防洪保安全。因此，应该对黄河进行更为全面、综合的考虑。
　　 在1949年向当时华北人民政府主席董必武呈报的《治理黄河初步意见》一文中，王化云就提出：“我们治理黄河的目的，应该是变害河为利河。治理黄河的方针应该是防灾和兴利并重，上中下三游统筹，本流和支流兼顾。”
　　 那么，黄河的治本之策，黄河的兴利之路，到底是什么呢？王化云开始了上下求索。在紧张的工作之余，他几乎读遍了当时所能找到的所有的治黄史志和论著，并开始关注水土保持。从1950年开始，在他的领导下，先后扩建、新建多座水土保持试验站。同时大力开展实地考察和查勘，足迹踏遍大河上下。黄河干流以及上到洮河、湟水、下到汶河等几十条支流，他几乎都跑遍了。当时已有了在黄河上修建拦泥水库的大胆设想，王化云还考察了刘家峡、龙羊峡以及三门峡坝址。为了借鉴外流域治理经验，他还考察了长江、淮河、海河、辽河、松花江、珠江等大江大河。
　　 通过遍读治河史志和系统、全面的考察，王化云有了初步结论：黄河的根本问题是泥沙太多、水沙关系不平衡。1952年，在《关于黄河治理的方略的意见》一文中，王化云第一次正式提出了“除害兴利、蓄水拦沙”的治黄主张。方法是：修筑干流和支流水库拦蓄泥沙洪水，同时大规模开展黄土高原水土保持，把泥沙和水拦蓄在高原上、沟壑里以及水库中，这样黄河的问题才有可能得到根治，进而达到综合开发、除害兴利的目的。这可以说是王化云第二个治河方略的雏形。.
　　 新的治河思想进一步指导着黄河实践，变害河为利河，涉及到黄河水资源利用问题。1950年，王化云置一些人的责难于不顾，毅然提出了兴建黄河下游第一个引黄灌溉工程——人民胜利渠的建议。
　　 从现代的观点看，人民胜利渠只是一个小小的工程，但是，如果联系到当时危若累卵的下游防洪局势，建议扒开大堤，并且在毫无经验的情况下，在流沙地基上建闸引水，是极其不易的！
　　 人民胜利渠于1952年建成，距史册记载的汴河两岸引黄灌溉的年代将近一千年。它意味着千年之后，桀骜不驯的黄河在新一代治河人的手中又化做汩汩甘甜，重续了滋润华北土地的历史。它昭示着黄河由害变利的新纪元的开始。
　　 王化云新的治河方略虽然已有了雏形，但是它的迅速成熟和最终完善却有赖于当时良好的政治和社会环境。
　　 1952年，一代伟人毛泽东来到了黄河。
　　 这是新中国成立后，毛泽东主席在国内的首次出巡。正在为黄河治本而上下奔忙的王化云怎么也没想到伟大的革命领袖、共和国的缔造者，会在日理万机的繁忙中来到自己的身边。
　　 1952年10月30日，成为王化云记忆中永不褪色的一天，这一天他陪同毛主席视察了黄河，切身感受到了主席对于黄河治理的重视和关心。
　　 在视察中，他将自己一些最新的治河设想面陈毛主席，并且得到了肯定和赞许！毛主席那“要把黄河的事情办好”的殷殷嘱托，使王化云再次感到了强烈的责任感和紧迫感。
　　 怎样才能把黄河的事情办好呢？肩负主席重托的王化云思接千古、远眺未来，他感到，新的治河方略的雏形应当是基本正确的，必须尽快完善，抓紧向中央汇报。国家和各级领导的重视加上王化云个人的勤奋，共同催生了黄河上第二个治黄方略的诞生，那就是“除害兴利，蓄水拦沙”。
　　 这一方略与之前的“宽河固堤”相比，从单纯关注下游转向上中游综合治本，从单纯除害转向除害兴利综合考虑，可以说是王化云治河思想的一次飞跃。1953年，王化云专程赴京向政务院副总理邓子恢进行了长时间的专题汇报。并在几天后正式呈交了详述这一方略的《关于黄河基本情况与根治意见》和《关于黄河情况与目前防洪措施》两个报告。
　　 王化云的第二个治黄方略被呈送中南海。
　　大河丰碑
　　 1954年元旦刚过，8名特殊的客人来到了北京，他们是以苏联列宁格勒水电设计院副总工程师柯洛廖夫为组长的苏联专家组，他们是专程为黄河而来的。1954年3月初，国务院组织的拥有130人强大阵容的中苏黄河查勘团出发了，他们将用几个月的时间对黄河进行一次全面的查勘。显然，王化云的报告引起了高层的重视，黄河的规划问题列入了国家的重要议事日程。
　　 这是一次关键性的查勘。1954年深秋，在此次查勘提出的建议的基础上，王化云主要负责编写的《黄河综合利用规划技术经济报告》由当时的黄河规划委员会正式提出，这就是即将诞生的1955年黄河规划的基础蓝本。
　　 1955年7月5日，在中南海怀仁堂召开的一届人大二次会议上，阵阵雷鸣般的掌声为了国务院副总理邓子恢所作的《关于根治黄河水害和开发黄河水利的综合规划的报告》而响起，经久不息。《关于根治黄河水害和开发黄河水利的综合规划的报告》与国家的第一个五年计划一起，得到了与会一千多位代表的一致通过。第一个黄河规划诞生了！
　　 这是中国历史上的第一部全面、完整、系统的黄河综合规划，也是中国大江大河中第一部经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审议通过的流域规划。
　　 听着全场经久不息的掌声，置身其中的王化云内心久久无法平静。1955年黄河规划的总体指导思想正是基于王化云提出的“除害兴利、蓄水拦沙”的方略，并以他主持编写的《黄河综合利用规划技术经济报告》为蓝本。回首十年的治黄风雨路，所有的探索和艰辛都是值得的，只因这一刻！
　　 1955年的黄河规划堪称黄河治理的里程碑，一个治理开发黄河的新0因此而蓬勃兴起。
　　风雨三门峡
　　 根据规划，三门峡工程于1957年开工兴建。王化云义无反顾地肩负起组织者、领导者的重任。他不计个人职位高低，兼任三门峡工程局副局长，为了他倾尽心血、寄予厚望的这一工程忘我地工作着。仅用了三年时间，被誉为万里黄河第一坝的三门峡工程就建成并投入运用，根治黄河的千年梦想似乎很快就要变为现实了。
　　 然而，黄河是一条特别复杂的河流，人们对黄河的认识和了解需要一个长期艰苦的探索过程，王化云也不例外。三门峡工程投入运用后不久，库区就发生了严重的泥沙淤积，回水倒灌渭河两岸，大片农田被淹。
　　 时任黄委三门峡改建工程规划设计研究组成员的黄河泥沙研究所原总工程师赵业安回忆说：大家都知道，是化云同志在五十年代初提出了黄河应该采取蓄水拦沙、综合利用的治黄方略并且极力向毛主席向党中央，推荐修建三门峡水利工程，作为实现这一伟大战略方针的第一期工程里面的重点工程。他还亲自到三门峡，参加了三门峡工程的修建。不料三门峡运用一年，就出现了严重问题，就-要改变运用方式，这涉及到治黄方略的一次重大变革，在我接触他的六十年代初这段时间里，他是很痛苦的。
　　 在此前的中国历史上，似乎还没有哪个名字能像“王化云”那样与一座工程的成败联系得如此紧密。三门峡的功败垂成使王化云背负了巨大的压力。
　　 不在挫折中沉沦，就在挫折中奋起。现场考察，规划研究，探讨启发，痛苦中的王化云努力寻找着问题的根源和解决之道。实践证明：片面地关注下游是不行的，但片面地关注上中游同样不行。
　　 王化云在《我的治河实践》中总结三门峡的教训时这样写道：黄河治本不再只是上中游的事，而是上中下游的一项长期艰巨的任务，在上中游拦泥蓄水，在下游防洪排沙，一句话“上拦下排”，是今后治黄的总方向。
　　 赵业安说，王化云在不断地思考，不断地总结，不断地探索。从原来的蓄水拦沙，彻底转变为上拦下排、滞洪排沙，这个过程，他思考了五六年的时间。
　　 痛定思痛。1962年开始，三门峡工程经过了两次改建，并将运用方式由“蓄水拦沙”改为“蓄清排浑”。1964年末，在国务院总理周恩来主持召开的治理黄河会议上，王化云代表黄河水利委员会正式提出了修正后的“上拦下排”治河方略。
　　 从“蓄水拦沙”到“上拦下排”，是王化云治河思想的又一次重要发展。其间又经历了十年的治黄实践，花了很多学费，但是不得不承认，治黄人从中得到的在多泥沙河流上兴建水库的经验是极其宝贵的，这又在后来的实践中得到了证实。
　　 “我们对事物的了解是一个认识、实践、再认识、再实践的过程。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在《我的治河实践》中，王化云说，此时他深刻理解了这句话的含义，他几十年治河的风风雨雨和起起伏伏似乎就是为这句话作出的注脚。
　　魂牵小浪底
　　 20世纪六十年代中期开始，整个中国经历了一场浩劫，王化云的人生不可避免地步入低谷，但他治河的信念从未动摇，他对治黄的投入丝毫未减。
　　 1975年8月，淮河流域发生了一场罕见的特大暴雨，一时间山洪暴发、库坝失事，河堤溃决。而这场大水对于黄河的意义是，它给了人们一个警示！
　　 在淮河大水之前，人们通常认为黄河上的大洪水大多来自三门峡以上。而“75.8”洪水却告诉我们，黄河在三门峡以下至花园口区间仍有发生特大洪水的可能！在三门峡以下修建控制性工程被提上议程！
　　 这意味着在经历了三门峡的挫折十多年后，黄河上有望再修一座水利工程。
　　 1975年，遵照国务院关于严肃对待特大洪水的批示，水电部和河南山东两省联名向国务院报送了《关于防御黄河下游特大洪水的报告》，报告提出了“上拦下排、两岸分滞”的方针。这与60年代王化云提出的“上拦下排”基本是一脉相承的。
　　 忧虑和欣喜交织中的王化云重新在心底燃起了他的大水库之梦。然而，三门峡的责难声犹在耳畔，矛头就是他王化云！如今再提出在黄河上修建一座大水库，需要足够的智慧和勇气。
　　 但是，为了确保黄淮海大平原的安全，国务院最终批复确定，在备选的两处水库工程方案中，选择修建其中的一处，这两处分别是桃花峪和小浪底。水库的修建似乎已成定局，然而，随后进入的两处工程方案的论证比选过程却是如此漫长。
　　 1978年，历经“文革”磨难的王化云复任黄河水利委员会主任！这年他整整70岁！主帅归位，众望所归！同样历经磨难的治黄事业百废待兴。劫后重生的王化云又在为新时期的治黄事业而奔忙了。
　　 1982年，一场久违了的黄河大洪水汹涌而至，花园口站洪峰流量达15300立方米每秒。这就是治黄历史上有名的1982洪水——新中国成立后的第二大洪水。对于王化云的治河生涯来说，这又是一场意义非常的洪水，当然它的意义与24年前的1958年有些不同。
　　 因为就在两个月之前，王化云刚刚辞去了水利部副部长和黄委会主任职务，退居二线当了顾问。
　　 这场与之未曾谋面的洪水使74岁的王化云又一次感到了强烈的责任感。他苍凉地想到：自己的治河余生或许不多了，但是，黄河洪水的威胁日益加剧，三花间缺乏控制工程，分滞洪措施不可多用，因此尽快修建小浪底不能再缓了！
　　 时任黄委会副主任的黄委原主任龚时旸回忆说：小浪底问题一堆，非常困难，地质泥沙问题怎么办，淤满了怎么办，这类问题争论最多。而且花的钱多，淹没迁移20万人，等等。但是你黄河不修小浪底，别的办法没有。
　　 于是，离而不休！他开始了一场新的跋涉！
　　 1982年9月，王化云参加党的十二次全国代表大会期间，就黄河防洪和促进小浪底尽快上马在河南代表团讨论会上作了专题发言。并在会后向国务院领导同志作了详细汇报。
　　 1983年5月，北京。小浪底工程论证会，群英会聚。分析论证、交流汇融，百余位专家学者的认识渐趋一致：小浪底工程是三门峡以下黄河干流上唯一能够取得较大库容的重大控制性工程，其兴建是十分必要的。
　　 1984年4月，王化云就修建小浪底的必要性、紧迫性、可行性再向中央主要领导同志当面汇报。
　　 龚时旸说：假如没有王化云主任的坚持，小浪底很难想象，也可以说，假如没有三门峡的问题，也不可能有小浪底，也不可能有三峡。
　　 1987年，在中美轮廓设计和国家计委评估的基础上，国家计委向国务院正式呈交了《关于审批黄河小浪底水利枢纽工程设计的任务请示》。并很快得到批复，历经坎坷艰辛的小浪底终于迎来了决策的曙光。
　　 这一年王化云七十九岁。
　　 就在前一年，七十八岁的王化云刚刚从黄河源考察南水北调归来，只是因身体原因未能抵达终点。南水北调的宏大设想是王化云早在五十年代就提出的，并得到了毛主席的赞扬。
　　 就在同一年，1987年，由王化云主持撰写的集人民治黄40年经验之大成和凝聚着他本人一生治河心得的著作《我的治河实践》正式完成。这是一代河官王化云留给后人的永远的精神遗产！
　　 在他最后的岁月里，他念念不忘的仍是小浪底！
　　 龚时旸说：他到临终的时候，有人给他说小浪底恐怕有问题，不能上，他急得都说不出话来了，后来我去看他时，告诉他小浪底快批准了，他两眼瞪着，眼睛里面流着泪，高兴的泪。他整个一辈子，真是没想过其它，确实是全身心地投入到治黄事业，给我们黄河治理打下了一个很好的基础。
　　 王化云留给世人的最后一篇文章，是一篇未完成的论文，名字叫做《说黄河》。这篇未完的遗作，见证着一代河官王化云对黄河无尽的爱、对事业深深的眷恋。这份深情穿越了四十年的时空，直到生命的最后一刻。
　　 我们深信，这位治黄先驱的精神，真的已经化云为雨，执著地飘洒在这条大河之上。